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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鎮化的五大階段性難點 |
| 發布時間：2013/5/10 瀏覽次數：4950 次 來源：建筑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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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面臨著一個基礎性難點：以較低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支撐世界上最大規模人口的城鎮化，除此，還面臨著一系列階段性難點。
難點一：轉型發展困難影響到城鎮化的可持續性
經濟發展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是實現人口生產方式轉變的唯一途徑。轉型發展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經之路，卻面臨著眾多難點，如果無法順利實現轉型，必將影響經濟增長，進而影響城鎮化進程。
轉型發展的難點包括：一是改革難度加大。要推動轉型，必須推動總體改革進程尤其是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這些領域改革難度較大，涉及到不同群體、階層以及地區間的利益調整，而且與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改革緊密相關，統籌推進的難度較大。二是我國勞動力素質難以滿足轉型需求。三是國際競爭和束縛強。要提高創新、技術進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意味著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調整較為復雜的國際技術分工體系，當前以美歐等為第一梯隊，新型工業化國家為第二梯隊，發展中國家為第三梯隊的分工格局比較牢固和復雜，中國要實現突破比較困難。如果不能順利實現轉型發展，我國將會由高增長階段轉入低增長階段，經濟增長空間收窄，城鎮化動力減弱，城鎮化的持續性受到影響。如果依靠政府干預強行推動城鎮化，可能會激化城鎮就業矛盾，即使實現了人口向城鎮集中，由于就業崗位的缺失，生產方式難以轉換，城鎮化增速也會大幅下降甚至停滯。
難點二：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的難度增大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向城鎮轉移的人口以剩余勞動力為主，但隨著農村勞動力結構的變化，轉移人口將轉變為農民家庭，即包含了勞動力及其撫養人口，這加大了人口集聚難度。
城鎮化主體改變提高了人口向城鎮集聚的成本，城鎮管理部門必須為農民工家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城鎮運行成本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家庭城鎮化后消費水平大幅提高，農民工勞動工資上漲的壓力更大，推動城鎮化的成本提高。而且，隨著國家對農村的補貼增多、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農民工家庭進城意味放棄這部分權力，機會成本增大，相對抬高了城鎮化成本。
城鎮化主體拓展改變了傳統的城鄉遷移動力模型，傳統上，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動力主要在于城鄉間收入差距，而且較小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引起人口遷移；但以農村家庭為單位進城，不僅使得遷移成本迅速提高，而且遷移決定的形成還涉及到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因素，由收入這一單變量函數轉變為多變量函數，遷移決定更難形成，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更加困難。
難點三：轉變農民工的生活方式面臨多重挑戰
提高農民工生活水平的前提是提高收入水平、實現向利潤率更高部門轉移，當前多數農民工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這些行業利潤空間較小，產品成本中40%～60%為勞動力成本，且成本傳導能力普遍較弱，難以承擔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的壓力。要持續提高農民工收入，必須推動農民工向利潤率較高、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部門轉移，但農民工學歷和職業素質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33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比重約為76.5%，而且多數沒有參加過任何技能培訓，不能實現轉移，就無法從根本上提高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
轉變農民工生活方式將帶來巨大的、難以化解的財政壓力。目前我國農民工“市民化”平均成本約為10萬元左右，按每年實現1000～1500萬農民工市民化的速度來看，約需要投入1～1.5萬億元，形成巨大的財政壓力，而且也無法通過土地財政來解決。“市民化”成本的最大部分是城鎮住房，2009年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的比重僅為0.8%，必須依靠保障性住房解決住房問題；土地出讓價格攀升利于政府籌措資金解決壓力，但地價上升抬高房價并進一步削弱農民工依靠商品房體系自我解決住房問題的能力，加重農民工對保障房的依賴和需求，形成惡性循環。如果無法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中國可能重蹈拉美國家覆轍，出現大規模城市貧民和貧民窟，或者維持現有“不完整”城鎮化，保留大量定期往返于城鄉之間的流動人口。
此外，農民工家庭進城后，會將傳統的城鄉差距轉變為“面對面”的沖突，令潛在的社會風險增大。
難點四：城鎮化的資金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
由城市社會保障和市政公共設施支出帶來的資金需求將大幅增長。市政公共設施建設資金需求包括兩部分：一是要彌補市政公共設施的嚴重欠賬，近10年城市維護費用僅為建設費用的10%左右，由于車均道路面積的下降，部分大中城市的道路時速由1990年代的平均30～40公里降為10公里左右，部分城市管網容量不足且已經運行了幾十年，改造難度大，成本高。二是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市政公共設施容納能力和服務水平需要相應提高。到2020年市政公共設施(公共交通、市容環衛、污水處理、綠化、水熱氣供應、道路橋梁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為16萬億元左右。社會保障支出不僅包括為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到2020年大約需要支出15萬億～20萬億元，還要不斷提高較低的社會保障水平，支出總額可能會不斷膨脹。累計之下，2020年城鎮化所產生的資金需求(社會保障和市政公共設施支出)累計起來將遠遠超過30萬億元，是2009年我國全部財政收入的5倍左右。
難點五：城鎮化體制攻堅難度大
城鄉間要素流轉障礙破解困難。我國農村土地產權主體長期虛置，農民擁有的僅是土地使用權，難以分享農地轉換成城市土地后所產生的級差地租；而且土地使用權無法流轉，不能作為資產進入市場，保障功能難以轉換為資本功能。但消除城鄉間要素流轉障礙尤其是允許農地進入市場也隱藏著巨大風險，包括對耕地乃至糧食安全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由于當前我國農村監督管理制度不健全，如果僅僅允許土地使用權流轉而不采取相應的農村金融、監督、決策等改革配套措施，難以避免土地流轉效益向農村權力群體集中而產生新問題。
全國范圍內城鎮化體制改革統一框架仍未形成。各地獨立開展了一些城鎮化體制改革探索，但主要局限在省級或地市級行政單位范圍內。部分地區嘗試推動農用地流轉，通過農村建設用地的騰退增加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以此獲得收益，再將這些收益轉化為社會保障和城鎮住房。這種改革措施本身的合理性暫且不論，由于全國范圍內建設用地指標城鄉間流轉框架還沒形成，農民異地進城務工時，由于無法將建設用地指標或土地增值收益帶到流入地，受益者主要是流出地政府，但實現這部分農民城鎮化的成本卻是由流入地政府支付，損益主體不一致，使得這種改革措施難以廣泛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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